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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周，一个亲戚打电话跟我说：我们单位发书了，我给你送几本去。我说好啊，都有什么书。她说有一本《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特好。我说不要！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本书，但从书名就可以判断出来这又是一本耍王八蛋的书。 首先，一本地道的科普读物，书名不会起得如此蛊惑人心，把一个不确定的结论说得言之凿凿。如果一个作者允许书商在选用书名的问题上巧言令色，故弄玄虚，这个作者要么是不敢坚持自己的立场，要么是和书商沆瀣一气。这两种人格缺陷都令我不能接受。 第二，从书名一看就知道是一本关于养生保健类的书。我从来对以下几种事物持“无效推定”的原则：养生保健书，气功治病，减肥类食品药品，保健品，宫廷（或祖传）秘方验方。“无效推定”的意思就是，凡遇到如上几类商品，在找到确凿证据表明它们有效之前，我统统认为它们无效。这和法律上的“无罪推定原则”类似。 第三，全球华语圈里，医学保健食品类科普写得靠谱的人就那么几个，有的我认识，不认识的我会去看他们的博客，从来没有听他们说自己写了一本《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 后来一问朋友才知道，本书作者张悟本红得发紫，俨然一代大师，绿豆茄子等因为他的忽悠身价暴涨。我真恨不得他说吞金能治病，把金价哄抬上去，好让我在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上小赚一笔。 前两天，人民日报CCTV等中央媒体集体发声揭批张悟本，张的泡沫大概算是破掉了，可好戏远未结束。这些媒体主要揭露的是张的虚假身份，查证了他并非出自中医世家，解读了他幕后的推手团队和他的成名轨迹。这些“真相”在传播学上或许有意义，它帮助人们认清了这个人的“真面目”，却无法帮助人们在下次遇到同样事件时保持理智。倘若一个真正出身于中医世家的人，他的所有头衔全部属实，他也因为这样的书而名利双收，媒体对他是不是就无能为力了？ 不是我悲观，在中国，傻子太多，当骗子实在是件美差。上火，排毒，补阴，补阳，只要还有人把这些狗屁概念当真，李大师，张悟本就不会断了香火。 有人说张悟本现象是因为在中国看病难造成的。我想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看病不难？美国还是加拿大？美国看病贵，加拿大看病慢，以我的经历，在中国大城市，看个常见病，在价格和效率方面都不逊于这两个国家。可为什么大城市的居民也那么追捧张悟本？ 一定有这样的傻子老百姓，不仅自己买了张的书，还向亲戚朋友推荐；一定有这样傻子官员，不仅自己买了张的书，还以单位的名义集体购买后向职工发放此书；一定有这样的傻子病人，绕开医院，直奔菜市场，一边掏钱买绿豆，一边洋洋得意的说：吃这个，治病还没副作用。 傻瓜们，你们活该被骗，没人骗你了，你还觉得难受。

回国没几天，去松鼠会的办公室转了一圈。当时里面一间屋里有群人正在开会讨论一个活动计划，数了数，9成以上的工作人员是姑娘，真不愧是理工男的乐土！ 活动是有关“低碳”的。眼下，低碳是个时髦的，彰显精英品味的说法，本身并无不妥，不过在中国倒未必值得花力气对大众宣讲，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已经够低碳的了。就拿那个讨论会来说，我推开屋门，第一印象就是：太热。10来个人坐在一间小屋里，外加一个投影仪的灯泡，却没开空调。中国人耐受高温的能力比美国人强太多，光空调一项，咱们用电量就比美国人节约了不少，这是值得继续发扬的。 再看看路上的私家车，大多是2升以下的小排量四缸经济型车。我和亲戚朋友聊天，他们问起来，我说我的车排量3.2升，这时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在美国，丰田的Pirus混合动力型车是左派新青年们的新宠，不过经常被喜剧明星拿来作为嘲笑的对象，意思是女人开开还可以，男人开起来太不爷们儿。主流人群中，人们还是喜欢大车，光SUV都嫌不过瘾，必须得8缸的，最好是卡车底盘。 除了发动机小省油以外，我还发现，夏天烈日之下，大家开车时都把窗户摇下来，关上窗户开空调的很少。我在京津两地打车数十次，没一次坐过开空调的出租车。如果线路顺当，车开起来以后，风一吹还挺爽，就怕堵车，数十辆车尾气熏着，感觉自己就像坐在烧烤架上。凭中国人这样的用车方式，在用油量上就又比美国人节约了不少，这是值得继续发扬的。 还有物尽其用方面，超市一般都不提供塑料袋了，大家喜欢反复使用空矿泉水瓶，我把纸巾分层撕开，每次擦手只用一层……凭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节约的观念，在浪费物品方面比美国人节约了不少，这还是值得继续发扬的。 不值得继续发扬的是什么呢？我前两天路过一座立交桥，工人正在施工，把原先的护栏拆掉，换上新的。我记起来了，就在6年前，去同学家拜访，他家就住桥旁边，当时这座立交桥刚刚建成。如果6年的时间就足以使护栏老化得无法再用，必须换新的了，我很担心这座桥是否到了它的设计寿命。想到这里，我立刻请司机绕道，离这桥远远的。因为工程质量的问题返工；因为规划设计的问题返工；因为决策不经科学论证而盲目上马，之后发现问题再返工，返工三次，GDP增加了三次，碳浓度也上升了三次。这时候，我们发现，老百姓辛辛苦苦省下来的那点碳排放量还不够他们糟蹋的呢。

克宁汉姆太太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直到她去世的那天。那天是周日，她在把车停在街边，穿过一条小巷走向教堂。刚进五月，七点钟的天已经亮得像沾满了黄油的镜面，可街道上却没什么人。她横穿过没人的街道，走上台阶，发现门是关着的。她觉得有些奇怪，按照往常，门应该早就虚掩起来。于是她仔细看了一下，确定把手旁边的标识是“推”而不是“拉”，便又推了一下，门还是没动。她有点生神父的气了， 于是决定制造点动静，便握起拳头砸了两下门，刚砸了两下，门拱上的吊灯就掉了下来，落在她头上。 她有一个儿子，她叫他小比尔。比尔在航空公司工作，是个飞行员，洛杉矶到委内瑞拉这条航线的第一副驾驶。借助工作之便，他经常给妈妈带古巴雪茄回来。比尔一直觉得飞行员只是他的第二职业。每次起飞，收起起落架之后，他把飞机的自动巡航打开，便开始写歌儿，他是那种不必抱着吉他就能写出动人旋律的主唱。 后来他给iPhone装了一个吉他演奏的程序，让他在三万英尺高空也可以简单的查看一下和声进行。没有灵感的时候，他会看上两页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或者伍迪-艾伦的《副作用》，这两本书被他翻过无数遍，纸张软得像一块嚼过很久的薄荷味口香糖。 没有灵感的时候，他就很羡慕威廉。光头威廉不负责产生灵感，只负责把鼓敲得响亮而且坚定。光头威廉是个长途巴士司机，往返于洛杉矶和圣迭戈之间。他一直觉得司机只是他的第二职业，在淡季，车上乘客不多的情况下，他会打开车里的音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听歌儿并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是宣传乐队。他在Radiohead， Smashing Pumpkins，  Underground Velvet，Jesus and Mary Chain 中间插播自己乐队的歌，就像一个做软广告的DJ。光头威廉会对比尔说：“伙计，你真应该去坐一次我开的车，看看大家有多喜欢咱们的歌儿。”比尔就羡慕的要命。然后光头威廉又说：“行啦，你的活儿也不错啊，起码不会吃超速罚单。” 比尔的乐队有三个人，主唱兼吉他手是比尔，鼓手是光头威廉，贝斯手是路易斯。路易斯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在私人俱乐部里做拳击教练。路易斯的父亲是丹麦的手球运动员，后来移民美国，母亲姓欧阳，是香港历史上最漂亮的桥牌冠军。路易斯生下来有8磅重，从小身体素质突出，在橄榄球校队里打外接手，他中学时带领球队赢了南加州地区麦当劳杯赛的冠军，有多所大学向他发出试训邀请，其中不乏亥俄州立，南加州，德州科技大学这样的橄榄球名校。而他却突然对拳击产生了兴趣，拒绝橄榄球奖学金，加入了UCLA的拳击队。他大三的时候和一个来自塞内加尔的姑娘结了婚，新娘学的是社会学，会说六种不同的语言，身材棒极了。一天晚上，路易斯随乐队演出完毕，去停车场取车，在人行道昏暗的灯光里看见一小团阴影，本来以为是废纸团，走近细看才发现是一只小鸟。它呆呆的站在地上，眼睛盯着这位靠近的行人，毛还未全，脚趾巨大，像是刚孵出来的。路易斯吃了一惊，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回到家后，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起身穿上衣服，又开了回去 ，发现那只鸟已经不见了。他好像因此受到了什么触动，从此拒绝奶油以及任何含赖氨酸的饮料。 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天，比尔和邓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当时他们在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飞回洛杉矶的飞机上，邓肯临时顶替比尔的老搭档麦克，麦克因为急性痢疾躺在医院里输液。这是邓肯第一次和比尔合作。等到飞机升空之后，比尔照例掏出iPhone，打开那个吉他程序。邓肯一看，叫了起来：哇，哦哦，年轻人，刚才起飞的时候你没关机么？比尔看了他一眼，显得有些意外。邓肯说，我们强制要求乘客关掉手机，可我们自己的手机却开着，这是不是有点儿荒唐呢？比尔说，老兄，我开了5年飞机，一直没因为手机出过问题……邓肯打断了比尔的话：我他妈的开了30年飞机，没见过一个起飞前不关掉手机的副驾驶，我得向总部报告这个情况，看来得让他们找你谈谈了。比尔用鼻子哼了一下，说：手机发明才不过20多年而已。 他们的对话引起了机舱里面一阵小小的骚动。原因是麦克忘记关掉身上的话筒，他们的对话通过机舱里的扩音器传到每个乘客耳中。乘客开始议论纷纷，很多人对副机长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示愤怒。乘客中最心平气和的要数艾萨克了 ，他是秘鲁的一位物理学教授，来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主题是如何在半导体系统中实现量子计算（Quantum Computing in Semiconductor，简称QCS会议)，为期三天，在圣迭戈召开。他坐在16排B座，右边（16A）坐着一个胖子，叫布拉德，左边（16C）坐着另一个胖子，叫亚伯拉罕。 16A的布拉德来自德州，是个农民，种了十年杂交作物，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改种转基因小麦、黄豆、玉米。除了种地，他还卖二手哈雷-戴维森牌摩托车。他这次来洛杉矶是为了参加一个机车拍卖会，打算买50到100辆左右运回德州，近年来的经济危机并没有波及他的机车生意。16C的亚伯拉罕来自新奥尔良，30岁以后却把家安在了菲律宾，他的职业是修建高尔夫球场。他刚刚结束在委内瑞拉的一个项目，准备转道洛杉矶回菲律宾。他有一个菲律宾裔的太太，他喜欢太太做的任何食物，而两个儿子却钟爱美式快餐。近年来的经济危机对他的生意影响不小，好在亚洲，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订单让他得以度过这段艰难时期。 布拉德和亚伯拉罕对比尔的行为非常恼火，就像两块烧红的木炭，好在有艾萨克这块冰把他们隔开，才没有酿成火灾。艾萨克对他们说：飞机通信用的信号频率远远低于手机信号的频率，之间互不影响，就好象你不会被蝙蝠的叫声吵醒一样。布拉德和亚伯拉罕对这个说法将信将疑，却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进行反驳，只好说：或许你是对的，可无论如何，他知道这个规定，所以也应该遵守。或者说：甭管怎么样，关掉手机是最安全的，我可不想因为他的狗屁手机去冒这个险。 除了亚伯拉罕，23排F座的爱丽丝也要去参加QCS，不过她可不去做什么报告，她是去采访的。爱丽丝的祖父是委内瑞拉报业大亨，旗下的报纸杂志种类众多，读者群固定，有面向知识分子的，面向蓝领工人的，面向家庭妇女的，甚至有面向应召女郎和毒品贩子的。爱丽丝的父亲是家里幼子，最为她祖父赏识，即将全面接管家族生意。爱丽丝含着金勺子出生，从小生活在富足的环境中，家教严格，聪明早慧，她的家庭教师队伍不乏各行业的精英学者。比如教她小提琴的古格利斯，年青时做过西蒙·博利瓦尔青年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比如教她击剑的伊梅尔达，代表法国青年队赢得过世界杯女子佩剑冠军。教她生物学的胡塞尔是委内瑞拉享誉盛名的博物学家，他写的介绍昆虫飞鸟知识的专栏为他赢得了家新闻奖，相当于委内瑞拉的普利策奖。在所有科目当中，爱丽丝对物理特别感兴趣，她甚至请来两位学者讲授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家西恩和粒子物理学家胡里奥。爱丽丝的父亲为西恩的实验室捐赠了一台扫描隧道显微镜，为胡里奥的实验室长期提供用来资助两位研究生的奖学金。 爱丽丝这次依然是以特约记者身份参加QCS。她还曾参加过美国物理学会（APS–American Physical sociaty) 举办的三月会议和四月会议，去过纳米研究协会（NRI–Nano Research Institude）举办的器件研究会议。她从自己感兴趣的角度寻找有意思的项目，然后写成报道，发给卢克——负责教她写作的家庭教师，稿子经卢克修改润色后见报。爱丽丝上飞机前本来想好好睡一下，毕竟下了飞机还得坐大巴赶到圣迭戈，不想遇到比尔没关手机这事儿，一下子清醒了许多，她歪着头看了看整个机舱沸沸扬扬的讨论，觉得好玩，也想加入，而身边的卢维儿却只顾看书，安静得如同蟋蟀群中的蟑螂。 看到书名是《给未来总统的物理课》，爱丽丝露出迷人的微笑，开口搭讪：先生，打扰一下，这本书我也看过，的确很有意思。卢维儿才有机会打量一下身边的这位漂亮姑娘：哦？！ 爱丽丝和卢维儿交谈了一路。恰好，两个人下飞机后又没什么要紧事，于是决定一起去吃晚饭。恰好，离普契尼餐厅不远，有一个非常好的Hookah吧，他们又过去享用了一管茉莉味道的水烟，分享了一瓶24盎司的上发酵微酿造啤酒，一支1986年百丽酒庄的仙粉黛红酒。最后在柏悦酒店九层一个把角的房间共度良宵。旅途中的人总是显得忙忙碌碌，在第二天早上分手之前，他们甚至都没来得及问一下对方的姓氏。除此以外，爱丽丝没告诉卢克她其实只有15岁，卢维尔也没告诉爱丽丝他其实是一个神父。

英语里说拍马屁的人有个词儿，叫ass-kisser。从这个词引申出來另一个说法，brown-nose，意思是说这个人去亲别人菊花，结果鼻子上沾了屎，鼻尖变成棕色的了。道理就在于，别以为你拍马屁的事儿神鬼不知，其实大家一看你的鼻子就都明白了，可悲之处在于，鼻尖的颜色只有你自己看不见。 我本来以为，科学家拍马屁的方式和一般人不会差太多， 送送礼，请吃饭，搞个潜规则什么的。后来不小心读了篇论文，作者是一个叫何祚庥的人，摘要如下： 通过量子力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原子能、计算机、光纤通讯、激光技术的理论基础,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的科学性.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论证了jzm同志关于”三个代表” 的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 看完之后我就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傻逼政工干部吃饱了撑的不去找鸡，非要去做民科呢？后来发现，作者居然不是政工干部，而是个院士级别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就又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傻逼民科吃饱了撑的不去找鸡，非要去做鸭呢？ 当时我正在学量子场论，觉得实在是挺难的，正对自己有些灰心失望，觉得也许实在是不够聪明，搞不了物理。可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心里就有了底，知道无论我再怎么摆烂下去，也当不成世界上最无耻的物理学家了，这才重拾信心，继续学业。 搞理论物理的好处在于不怎么花钱，所需全部就是桌椅纸笔计算机再加上版面费。也就是说，何祚庥再怎么不务正业，其实浪费不了纳税人多少钱，也就相当于一百块人民币能买到的冥币面值吧。搞实验的可就不同了，他们得买仪器、设备、材料，耗费水电资源。一旦他们不务正业起来，浪费得更多。比如李玉虎的这个项目，“黑板上粉笔字迹作为档案的永久保存”。 我对何祚庥和李玉虎这样的老人没什么好抱怨的，就是有点替他们的研究生感到惋惜。科学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决心踏入这个领域，你就知道自己面临的是国际竞争。这和很多职业不同，作家可以借助母语的优势，只为本土读者服务；秘书可以借助老板的好感，只为上司服务；搞网站的可以借助防火墙的帮助，肆无忌惮的抄袭别人的成果，还信誓旦旦的声称自己忙着创新。而科研的价值需要放在全人类知识的坐标系里去衡量。 这两天，正在忙着给黑板装框的同学，他们肯定不知道，其实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许多同龄人在做着更有价值的工作，比如做出一个纳米发电机的原型器件，或者研究如何更有效的利用转基因技术培育种子。如果这个人醉心于档案保存，也应该去挑战最有难度的工作，我确信即使单纯从技术上说，人类史前壁画的保存也比一块黑板要更加有难度，值得用心钻研。我觉得，这些同学应该问问自己：我凭什么愿意做这么无聊的事情？ 一个有志向的人，绝对不能容忍自己靠一篇“牛顿定律与和谐社会“的论文拿到博士，靠一篇“法拉第定律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论文拿到教授职称，靠保护几块黑板赚点名声和升迁的资本，眼界始终离不开鼻尖左右方圆一公分处，这么昏昏然终老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