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戏

1965年，Intel创始人之一Gordon Moore通过观察之前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规律，预言十年内（到1975年），集成在相同面积的芯片上的器件数目将每年翻一番。这个预言随后被人们称为“摩尔定律”。后来，摩尔对他的预言做了一次小小的修正，把“每年翻番”改为“每18个月翻番”。再后来，技术进步的周期被继续修正为“两年”，基本延续至今。

从此可以看出来，“摩尔定律”并不是个定律，你见过热力学定律每隔10年改一个说法的么？它更像一个行规，几大芯片厂照此制定研发与市场计划。具体到技术上，就是如何把单个器件做小，Intel目前现在最先进的商用技术是22纳米，开会时听说12纳米技术正在火热研发之中，前两天又听说8纳米技术也开始了。总之，元器件越做越小是延续摩尔定律的一个最直接的思路。可目前看来，这个途径最大的问题是芯片发热量。实验室里，解决散热很简单，大不了用液氮冷却，可日常生活中，用个水冷就已经显得很Geek了。其实，拆除散热片的CPU倒是个很好的点烟器，输入个“计算1+1”的指令，还没等到输出结果，CPU就开始发红冒烟了。

粗浅的理解就是，单个器件虽然变小了，但其发热量并不随体积正比减小（也许因为漏电反而增加），集成在一起，单位面积器件数量比以前更多，于是芯片单位面积发热量就增加了。1965年，摩尔发表那篇文章时，曾用一个小段落谈到散热，但在那个时候，发热只是个不起眼的小问题，他认为这同样不会在未来造成什么影响，于是一笔带过。

且慢，这听上去有点像我们的国情！13亿个元件的处理器和3亿个元件的处理器比起来，自然有某些方面的优势，但遇到的问题也是后者难以预料到的。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成了：中国的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太大，很多问题的解决之道自然有别于美国这样地广人稀的国家。为了便于背诵与传诵，我们习惯在自己的解决方案前面加上“有中国特色的”字样，以区别那些已有的，在别国行之有效的途径。

按照自身系统特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本是好事，可我看到的最恶心的事儿是一遇到问题，先不看普适规律，而是无原则的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人太多”。比如：为什么不普选？因为中国人太多！为什么宪法形同儿戏？因为中国人太多！为什么屏蔽那么多网站？因为中国人太多！为什么领导前列腺发炎？因为中国人太多！

即便是摩尔定律已然推至极限的今天，器件数目如此巨大，设计图看上去眼花缭乱，但无论芯片上的元件数目是3亿还是13亿个，支配其运行的基本物理规律却一直没变过。在求解中国问题时，先分清什么是普适（在这里写成“普世”也未尝不可）规律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这就如同中国的芯片研发人员遇到摩尔定律的瓶颈时，应该先去找一本半导体电子学来看，而不是忙着去编造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定律”。

先写到这儿，至于有哪些普世规律并不因为人多而变化，且听下回分解。

先给朋友们拜个年，再说正事儿。

我有很多靠得住的朋友，丘比特是其中之一。我曾嘲笑他的名字很合乎互联网时代的特征，而作为报复，他狠狠的把箭射向我，同时误伤了一位漂亮的姑娘，我应声而倒，彻底沦为已婚人士。前几周，我们在谈到各自的新年愿望时，他说，真想退休。想想也是，做了几千年的爱神，管理几十亿男男女女，不分昼夜，童叟无欺，的确很累。而且，近年来离婚率和光棍率的上升，他也百口莫辩。作为一个旁观者，平心而论，我觉得他业务水平并没有退步，责任心依旧强劲，可实在是年龄不饶人，不懂得追踪先进的科技，都21世纪了，还用冷兵器，事情一多，自然就兼顾不暇。除此以外，他和送子观音姐姐越来越僵的个人关系也是个麻烦事，两人之间不复当年之默契，导致未婚先孕屡见不鲜。

为了安心的退居二线，丘比特决定开一个训练营，招募训练新的爱神，好让世界继续充满爱。他邀请我一起编写教程，好处是许诺从今往后不会再用箭误伤我妻子。我斟酌再三，觉得自己虽然篮球中投很准，在酒吧里也赢过几局飞镖，但箭术太差（仅在wii上练过两周基本功），没有办法在训练营里当体育老师，唯一的优势是知道些关于爱情生理学方面的常识，可以给训练营提提建议。

首先，搭弓之前，在箭头上抹一层巧克力酱或许会有帮助。人在坠入爱河，情绪澎湃的一刻，脑中苯乙胺的激素浓度飙升，苯乙胺是一种中枢兴奋剂，而巧克力中富含这种物质。1983年，Michael Liebowitz出版了畅销书《爱的化学》，被称作“爱的巧克力理论”。不过，口服巧克力，苯乙胺会被胃里的酶迅速分解，无法抵达脑部，没有实际效果。考虑到爱神拳拳到肉，箭箭穿心的本事，箭头上的苯乙胺将直接进入血液循环，自然就不存在被分解的问题了。

成功引导双方“发乎情”之后，有责任感的爱神还要考虑两人是否有能力在未来的婚姻生活中“止乎理”。必须告诉新爱神们，从科学角度上说，人类并不是专情的动物。如果他们服务的对象是平原田鼠这样自发遵循一夫一妻制的哺乳动物，那么工作将变得非常简单，不用考虑门当户对，个体差异，直接把弓箭换成轻机枪，在田鼠群中扫射就行——反正无论如何，被射中的两只田鼠都会在今后的生活中白头偕老，举案齐眉。平原田鼠如此专情的原因，目前来看，是脑垂体持续分泌一种叫做“后叶加压素”的化学物质。人脑中也有相应的机制，只不过有些人分泌得多，有些人少，而这个能力又和人的一个基因相关。总之，我建议把基因识别技术和射箭一道列入新爱神执照考试的必考科目。

听了这两个建议，丘比特非常开心，同时也提出，与其学基因识别，不如学基因改造技术吧，把那些花花公子的基因全部改造成好男人基因。这样一来，训练科目就可以进一步简化，因为新爱神无需再掌握射箭技巧了，他们的全部工作就是扛上一挺轻机枪，上满蘸着巧克力酱的子弹，在人群中一通扫射。

看见一则新闻，加拿大Calgary大学称因授达赖荣誉学位遭中国“封杀”，教育部将不再承认该校学位。我对加拿大大学情况知之甚少，逛过一次多伦多大学，知道一个Queens大学。一查wiki，发现Calgary还不错，2.5万多学生，5千多员工，跟普渡大学规模相当。我闻之大喜，想赶紧向教育部举报，普渡在2007年10月26日还邀请达赖在可容纳6千人的Elliott音乐厅做过一个演讲。再一查wiki，和达赖有染的大学还真不少，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印第安纳大学。我在此一并举报了，请教育部把这些大学的文凭也封杀了吧。说句题外话，wiki真是好东西，让我举报起来有凭有据，GFW封杀wiki十分不利于人民群众认清敌人面目。

其实，我之所以敢于检举，是因为在仔细分析了一下之后，觉得对自己影响不大。首先，我有个国内大学的硕士学位，我不相信我国内的母校有胆量邀请达赖做演讲，所以不担心我的硕士学位在中国失效。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国内母校因为正面接触达赖而被教育部封杀，我反而觉得这个学位因此增色不少。我不是说大话，即便教育部连我小学学位都封杀掉，我都不担心，读了这么多年书，只能靠学位唬人，我想不出比这更悲惨而且丢人的人生了。

再替别人想想。那些出国读书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们，刨除一心混学位的，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古时经济落后，学得文武艺，只能货卖帝王家，得罪官人就丢了饭碗。现在人类都进步成这样了，有了一技之长之后正好可以更彻底的摆脱官方束缚，帝王都不在乎了，管他教育部是青蛙还是王子呢？

那些一心混学位的人也应该细分一下。富二代们自然相对有些优势，大不了转去一不被封杀的学校继续混文凭。可怜就可怜那些家境本不富裕的学生，父母一生积蓄全部缴了学费，本意拿个洋文凭回国说事儿，不想横生枝节，被教育部无视了一把，实在可怜。解决之道无非有两种：要么，就此发奋，获得在承认其学位的国家站稳脚跟的能力；要么，就此发奋，获得富二代青睐，在必须凭自己本事吃饭之前，先获得巨额资产继承权。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或者假装开始关注）气候问题，谈论十年后貂皮大衣市场萎缩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气候问题归根结底是能源问题，而解决能源问题无非是两个思路，截流和开源。

支持前者的，大多喜欢指责对方，比如：中国碳排放效率低下，应该限制；美国人生活方式浪费严重，应该限制。穷人做饭只能买的起木柴，燃烧率自然不高，可你能不让他吃饭？富人开悍马，一加仑汽油只能跑5英里，太浪费了，可你能禁止他出门么？

这种论调的意义有些类似于高中老师反对早恋，除了引起大家警惕，没有太大实际用处。当然，那些愿意改变的或许会做出改变。比如我实验室里有个美国人，从小吃肉十几年，有天得知畜牧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于是改成素食者，一直到现在。他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从不到处炫耀主张，和他一起出差，我坐在对面大嚼牛排，他也不介意，从没想过借机教育我一下，让我很高兴。

要平滑的解决问题，还得靠开源。开源，这个词南方人念起来或许就有点类似于“科研”。

举个开源的例子。不是有人抱怨木柴做饭燃烧率低么，飞利浦公司研制出一种炉子，炉壁上有层热电材料，炉膛口外有台小风扇。生火的时候，炉内温度升高，和外界有了温度差，热电材料就产生电压差，驱动小风扇，小风扇给炉膛送风，增加了进氧量，有利于充分燃烧。这种炉子的燃烧效率是普通炉子的三倍，而且造价低廉。

再举个例子，大家提到太阳能电池都说好，可一说到应用就都喊贵，弄得大家灰心丧气的。美国有家公司，叫Uni-solar，仔细分析了一下太阳能电池的成本，发现贵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单晶硅制造工艺复杂，成本高；第二个就是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工艺复杂，人工太贵。于是他们就用不定型硅，把电池板做成可卷曲的，很像硬油毡，这样一来解决了两个问题，降低了造价和安装费用。

1931年，爱迪生（发明大王）对亨利.福特（汽车大王）和哈卫·凡士通（轮胎大王）说：我愿意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投资太阳能产业。他说这番话时已是垂垂老矣，而原油还只是10美分一桶。这时，我们无法区分促使他做如此思考的是责任感还是市场嗅觉。我们同样无法区分发明自动送风的炉子和油毡式太阳能板是出于责任感还是市场嗅觉。我想，只要人类社会还没有堕落到积极创新的企业被山寨工厂挤得无处容身，就有理由相信，能源问题的解决还要靠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屡试不爽。

对我这样的新手而言，捏爱因斯坦比较容易，他面部特征太容易漫画化了，脸型头发胡子弄好以后就有三分形似了。用的是FIMO classics的软陶泥，巨硬，以后得买soft的，混色起来要省事儿不少。烤的时间略长了点儿，一小块头发给烤糊了。

如果我不说，难说有谁能看出老爱弹的是把Gibson吧。

我很担心天堂生活会相当无聊。作为物理学家，所做的一切就为了猜透世界运行的规则，可在天堂里，遇到不懂的直接敲敲上帝家的门，问一下就立马知道了答案，研究过程全无乐趣。不过最惨的要数经济学家，因为没有几个华尔街大佬上得了天堂，靠经济学的本事实在不容易在天堂找到工作。

除此以外，天堂里没有色情电影，重金属音乐，关于上帝、修女的冷笑话，女权主义者，想想这些，我就很消沉。

圣经里说天堂“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也就是说，过惯了夜生活的人，喜欢靠熬夜完成工作的人，养老鼠或猫头鹰做宠物的人，会很不适应那里的生活。

还有一事令我感到隐隐的不安，真怕有一天，在天堂某处的街角遇到达尔文。

圣经里还说天堂里没有海：“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启21：1）”第一，只能在wii fit上玩冲浪了么？第二，怎么做寿司？第三，盐一定很贵吧？

我还不喜欢天堂的政治制度——上帝这个职位是终身制。像我这样运气不太好的人，生前没机会投票，上了天堂依旧没机会，想到这一点，我就更加消沉。

要么上天堂，过无聊的生活，要么下地狱，过痛苦的生活，上帝就是为了通过这件事告诉人们：好好把握今生吧，活着最好。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某人一生勤恳，努力令家人生活幸福，老实为人，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如果只因为没有赞美过神，就被拒于天堂大门之外，那上帝的评判体系实在有很大的问题。就相当于，两个同样表现的学生，其中一个因为经常拍班主任马屁，在期末总评时获得了更好的评价，这只能说明这个老师格调不高。所以，我们宣扬的应该是好好做人的好处，而不是拍马屁的好处，即便是在宣扬如何做好人时顺路宣扬一下拍马屁的好处，也完全没有必要的，显得上帝很没品味，喜欢听奉承。所以，即便上帝真的存在，我也充分信任她/他老人家心胸宽广，有能力把一碗水端平，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更加理直气壮的做一个无神论者了。

按理说，我现在应该老老实实绑着安全带坐在机舱里，累了眯一觉，渴了找空姐要杯水，饿了忍着，闲了看看飞机上的杂志，眼睛累了望望窗外，隔着玻璃和云层观摩一下地形。

不过现在的情况可有点不一样了，Delta公司在飞机上提供免费wifi试用，借用土摩托的理论，此举提高了人们的“生命效率”。我土，这还是第一次在飞机上上网，有点高兴。

环顾一周，飞机上用电脑的人并不多，所以网速飞快，估计打开BT软件下个游戏都嗖嗖的。

至此，一切都好，天高云扯淡，胸垂平也阔，液涌大江流，没有人大声咳嗽，也没有人劫机。

1，构思一个小说，准备把主人公落户在国内一个大城市，又不想用现成的，遂打算把北京和上海拆开揉碎，拼出一个城市名字来。那就用北京的北和上海的海，这下成了“北海”，更具体了还。不行，又尝试了一下北京的京和上海的上，写出来一看，还是在原地打转。

2，又构思一个小说，写一个在太祖纪念堂工作的小人物，比如负责卫生或者维持秩序什么的。这个人一切正常，家庭和睦，工作安定，就是有个小毛病，恋尸癖。

3，下午错过了一个Seminar，来自斯坦福的David Stork讲他关于文艺复兴的一个发现。他怀疑当时的艺术家偷偷建造一种辅助绘画设施，用透镜把物体投影在画布上。他借助电脑考察了一些文艺复兴阶段的作品，发现作品的透视效果非常完美，很难想象仅凭画家的眼睛和想象力，可以完成的如此精确。当然，这些还是停留在假说阶段。即使是真的，艺术家的布局和配色能力还是值得称道的。我本来想去，问一下他，如果这种装置很普遍，为什么没见有文字记载。

4，下午去了一个Seminar，主讲人是Charles Lieber，哈佛做纳米研究的大牛，Nano Letter的主编之一。坊间流传他诸多八卦，今天可见到真人了。这厮50岁不到，有此成就，很令人侧目，听说去年还被提名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我错过了文艺复兴。

5，除了构思小说，错过Seminar之外，我还策划了一个商业项目。还记得小时候把一串红的芯拔掉，然后吸里面的蜜。我觉得如果有一个饮料厂，专卖这种蜜的原汁就好了。

Facebook上有个捐款竞赛，类似于当年超级女声手机投票，它列出了几千个（数字未必准确）慈善组织供用户选择，如果有你中意的，简单点一个按钮就可以捐助，金额可多可少。有点竞赛意味的是，组织者设立了一个期限，到时按照独立投票用户去排名次，前几名的组织会得到额外一笔捐款，类似于奖金，用于慈善事业。之所以按照独立捐助用户数去统计是为了显示草根的力量，否则有人一次性捐出个几千万，其他人就不用玩了。其实，与其说是显示草根的力量，不如说是调动草根的力量，以这种形式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表达一个道理：慈善事业并不只是大款们做的。

今天是这个竞赛的最后一天，统计结果出来一看，和中国有关的两个组织分列一三位。这两个组织分别叫OCEF（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和OSCCF（海外中国儿童援助基金会），都是在美国注册的正规慈善机构，致力于帮助国内贫困儿童。

非常值得高兴，但原因只有一个：赢了奖金，国内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受到帮助。除了这个以外，其他高兴的理由都站不住脚。

特别是不应该由此认为，这次胜利显示了华人的慈善意识有了多么大的提高。我没有参与Facebook这次竞赛，因为我知道，只要靠人海战术能“打赢”的，中国人一定不会输。相反，到了靠恒心拼毅力，不论输赢只问心的场合，中国人就未必行。我认为真正合适的慈善行为，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应该是这样的：去找一个信得过的组织仔细的了解一下它的背景、现状、捐助对象、行为方式、组织结构是否合乎你的理念；如果满意，长时间的小额跟踪捐助，这样才能做到互动。因为据我所知，很多小的慈善机构不仅需要钱，也需要其他方面的帮助——比如我就遇到过一次，国内一个“民间”（很可笑的修饰语，读到下一段就明白为什么了）非营利机构的组织者出国开会，正缺一个翻译，而我当时恰好在开会地点附近，去帮了个忙，反正也不需要太高的同声口译技巧，比电子词典快就可以了。相反，一窝蜂的因为某个事件激发，随大流撒钱，只求一个“胜利”，不管太多后继事项，我不太赞成。因为监督慈善组织也是捐款者的义务，看起来不像“撒钱”那样潇洒和方便，却十分必要，监督它不乱花一分钱，就保证多一分钱用到正经地方。

这次，这两家慈善机构的涓涓细流令我倍感温暖，却无法让我尽情高兴，因为慈善机构的作用是拾遗补缺，而在我们国家，似乎成了挑重担的角色。很多问题本应由政府去解决，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按说，唯一的优势就体现在资源二次分配上，避免出现资源分配极度不公，结果倒好，赢家通吃的局面变本加厉。我最近才了解到，非营利组织在国内没有政策空间，这也是“民间”二字的由来。因为这个国家居然把“非营利组织”做成了垄断行业，“非营利”沦为某些人共谋利益的工具，令人发指。政府首先错在做不好本职工作，然后又错在极力阻止有意愿的人去做善事。一个只有官方慈善机构的国家（并且这些机构还在以惊人的频率曝着丑闻），是无法在国民心中培养出慈善意识的。